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有12个分校校长都是谁？1955年授衔情况如何？

更新时间：2025-01-14 作者：米乐客户端

  1937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所独特的军事院校在延安成立。这所院校不仅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除总校外还设立了12个分校，遍布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这些分校的校长们，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杰出学子，有的是南昌起义的年轻将领，有的是土地革命的老战士。他们中间，有的在抗战中英勇牺牲，有的在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有的转入地方工作建设新中国。那么，这12个分校的校长都是谁？他们在1955年授衔时又获得了怎样的军衔？这些将领们的人生轨迹，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

  1931年10月，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国红军学校，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前身。这所学校的创建，源于当时中国对军事干部培养的迫切需求。红军在与军队的多次战斗中发现，基层指挥员的军事素养直接影响着战斗的胜负。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瑞金创办一所专门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学校。

  1933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这一时期，学校采用了理论学习与实战训练相结合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学员们白天在教室里学习军事理论，傍晚则在操场上进行战术演练。每逢重大战役，部分学员还会被临时抽调参与作战，这种独特的培养模式为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大学随军北上，改称为＂干部团＂。在长征途中，＂干部团＂不仅要继续培养军事人才，还要承担战斗任务。他们在过草地时支援主力部队，在强渡大渡河时担任后卫，在爬雪山时组织运输补给。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长征途中既是一所移动的军事学校，又是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部队。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次年6月，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创办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这一时期，学校的教学内容开始增加抗日战争的相关课程，为马上就要来临的全民族抗战做准备。

  1937年1月20日，随着中央机关迁至延安，红大也随之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抗大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12个分校。这些分校的布局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在华北根据地设立的分校主要培养八路军干部，在华中地区设立的分校则重点培养新四军干部。

  每所分校都根据当地的真实的情况，制定了符合本区域特点的教学计划。例如，在华北山区的分校，特别注重山地战术的训练；在平原地区的分校，则着重培养学员的运动战能力。这种因地制宜的教育学生的方式，使得各分校培养出的军事干部能够更好地适应不一样战区的作战需求。

  抗大分校的校长群体构成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些校长中，湖南籍占比最大，如何长工出身于洞庭湖畔的华容县，许光达来自长沙。四川籍校长也占了重要比例，陈毅是乐至人，陈伯钧出自达县。这种地域分布与当时红军主要活动区域高度重合，反映了中国早期革命根据地的人才教育培训格局。

  从年龄结构来看，这批校长大多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其中年长者如陈毅，1901年出生；年轻者如陈伯钧，1910年出生。这个年龄跨度恰好覆盖了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重要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以及大革命的洗礼。

  校长们的教育背景极具多样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识结构谱系。有的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如陈毅曾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就读；有的受过专业方面技术教育，如何长工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事人才在校长群体中占了重要位置。陈伯钧是黄埔六期学生，许光达则出自黄埔五期。这些不同的教育背景为抗大的军事教育注入了多元的教学理念。

  从革命经历来看，这些校长大多经历过重要的革命历程。1927年的南昌起义是一个关键节点，陈毅参与了这次起义。同年的秋收起义中，何长工、陈伯钧都有参与。这些早期革命经历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校长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历过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更培养了他们严谨的军事教育作风。在长征途中，他们往往要在行军途中组织战术讨论，利用宿营时间进行军事理论教学。这种独特的教导学生的经验后来被带到了各个抗大分校。

  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校长又有了新的历练。彭雪枫在新四军第四师担任师长期间，开创了游击战术教学的新方法，将实战经验直接转化为教学内容。陈毅在新四军期间，建立了系统的军事干部培训体系，为抗大第五分校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校长们的革命经历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上，还表现在政治工作方面。许多校长曾担任过政治委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这种军政兼备的特点，也反映在抗大分校的教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军政合一的教育模式。每个分校除了进行军事训练外，都很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这些丰富多样的革命经历，不仅塑造了校长们的自身能力，也为抗大分校的办学实践提供了深厚的经验积累。他们将自己在革命战争中获得的实战经验，系统地转化为教学内容，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军事教育体系。

  抗大分校校长群体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这些校长在黄埔军校期间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军事教育，掌握了先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例如，黄埔六期毕业的陈伯钧在担任抗大分校校长期间，将黄埔军校的战术训练方法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教学模式。他在战术课程中特别强调地形运用，这与其在黄埔军校时期接受的训练密切相关。

  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校长群体，则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特色。这些校长大多参加过农动，对农村革命战争有着深刻理解。何长工就是典型代表，他在湘鄂西苏区时期积累的游击战经验，为抗大分校的游击战术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他依据自己经验编写的《游击战术教程》，成为多个分校的重要教材。

  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校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特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彭雪枫在担任抗大第四分校校长期间，创造性地将战时情报工作纳入教学内容。他组织学员参与实地侦察，建立情报网络，使教学与实战紧密结合。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情报人员，也为其他分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校长们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建树。陈毅在抗大第五分校期间，系统总结了江南地区的游击战经验，提出了＂以水制敌＂的战术理论。他强调利用江南水网地区的特点，开展水上游击战，这一理论对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军事教育创新是校长群体的另一显著特征。许光达在抗大第二分校任职期间，创立了＂三结合＂教学法：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课堂教学与战场实习相结合、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相结合。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很快在其他分校推广，成为抗大系统的重要教学特色。

  校长们还注重发展专业特色课程。在抗大第七分校，根据山西地区的地理特点，专门开设了山地战术课程。学员们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在太行山区进行实地训练。这种因地制宜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培养出了大批适应山地作战的指挥员。

  值得注意的是，校长们普遍重视战术创新。在抗大第一分校，发展出了＂小群突击＂战术，这是根据晋东南地区的作战经验总结而来。该战术强调小规模部队的灵活运用，成为八路军战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长群体还十分关注教材建设。多位校长亲自参与教材编写，将战场经验转化为教学内容。他们编写的教材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紧密结合实战需要。例如，抗大第三分校编写的《运动战教程》，就包含了大量实战案例分析。这些教材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军事院校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大分校校长们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8年春，彭雪枫在鲁西南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平原地区作战中，他采用＂化整为零、星夜奔袭＂的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重重包围。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他灵活的战术运用能力，更为抗大第四分校的战术教学提供了生动案例。

  陈毅在苏南地区的指挥艺术尤为突出。1944年春，他指挥新四军在太湖流域开展水上游击战。部队利用当地水网密布的特点，采用＂以小船打大船＂的战术，多次重创日军水上部队。这些作战经验随后被编入抗大第五分校的教材，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战术体系。

  何长工在晋察冀边区的军事行动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1940年秋，他指挥部队在平型关地区与日军展开运动战。通过灵活运用地形优势，采取＂围点打援＂战术，连续歼灭日军增援部队。这次战役的经验被他整理成教材，在抗大多个分校推广使用。

  许光达在华北平原的作战指挥富有特色。1941年夏，他在冀中平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面对日军的立体进攻，他采用＂化整为零、打了就走＂的战术，成功保存了部队实力。这种战术思想后来成为抗大第二分校战术教学的重要内容。

  陈伯钧在鲁西地区的指挥实践极具创新性。1943年春，他组织部队实施夜间突袭战术。通过精确的情报侦察和周密的战前准备，一夜之间摧毁了日军多个据点。这次行动的成功经验被编入《夜战战术教程》，在各分校广泛使用。

  校长们的指挥才能不仅体现在战术层面，更表现在战役指挥上。1945年初，彭雪枫在淮北地区指挥了一场重要战役。面对日军的重点进攻，他采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法，将敌人分割成数个部分，逐一歼灭。这场战役的指挥艺术被详细记录，成为抗大战役教学的典型案例。

  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校长的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陈毅在苏中战役中运用了＂内线作战＂战法，通过快速机动，先后击破军各路进攻部队。何长工在晋冀鲁豫边区指挥的一系列战役，展示了他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指挥才能。这些战例都成为各分校进行战役教学的重要内容。

  校长们还十分注重战场临机决断能力的培养。许光达在某次战斗中，面对敌人的突然变化，当机立断改变作战方案，转守为攻，取得重大胜利。这种临机应变的案例被收入教材，用于培养学员的战场应变能力。

  在战役指挥中，校长们很重视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陈伯钧在组织大规模作战时，建立了完整的通信网络和补给线，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这些经验被系统总结，形成了抗大分校后勤教学的重要内容。

  抗大分校校长群体在军事教育体系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春，陈毅在抗大第五分校创立＂战教结合＂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将战场实践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学员白天参加实战，晚上总结战斗经验。这一创新做法迅速在其他分校推广，成为抗大系统的特色教学方法。

  何长工在教材建设方面贡献突出。1940年，他主持编写了《游击战术基础教程》，该教材系统总结了华北地区的游击战经验。教材中详细记载了敌后游击战的根本原则、战术运用和指挥要领，为各分校的战术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军事理论研究领域，彭雪枫提出了＂三层次作战法＂。这一理论将游击战术分为基层、中层和高层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相应的战术要求和作战方法。这一理论体系被各分校采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许光达在军事训练方法创新上有重要建树。1941年，他在抗大第二分校推行＂实战化训练＂制度。这一制度要求所有战术演习必须在真实地形上进行，模拟实战环境，提高训练效果。这种训练方法后来被其他军事院校广泛采用。

  陈伯钧对军事情报教育作出特殊贡献。1943年，他在抗大第六分校建立专门的情报训练课程。课程内容有情报收集、分析研判和战场侦察等科目，培养了大批情报工作人才，为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政治工作方面，校长们建立了完整的政治教育体系。1942年，陈毅在第五分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程，将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培养学员的政治素养。这套课程教学体系后来成为各分校政治教育的基础。

  校长群体还推动了军事后勤教育的发展。1944年，何长工创建后勤专业训练班，系统培训后勤指挥人才。训练内容有补给组织、装备维护和医疗救护等实用技能，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后勤专业人才。

  在战术创新方面，校长们的贡献尤为突出。彭雪枫总结出＂三三制＂战术，即以三人为一个基本战斗单位，三个单位组成一个战斗小组。这种灵活的战术编组方式，很适合在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战术创新。

  校长群体还注重培养高级指挥人才。1945年初，陈毅在第五分校设立高级指挥班，专门培训团级以上指挥员。课程设置突出战役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的培养，为解放战争储备了大量高级指挥人才。

  在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许光达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每个季度进行一次综合考核，包括理论测试、技能操作和实战演练三个方面。这一制度保证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培训效果。该制度随后在各分校推广，成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