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构建满足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

更新时间：2025-03-01 作者：米乐客户端

  中国的翻译行业近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为国家各行各业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相对实际的需求还存在翻译能力不够强、传播力度不够大的问题，人才教育培训也表现出虽有规模但质量欠佳等不足。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促进翻译业高水平发展的重点是从多角度入手：1）采取比较有效措施提高译作质量，强化翻译能力和传播效果；2）健全相关机制，特别是通过法律和法规的保障，推动翻译业的健康发展；3）人才教育培训部门和用人部门既需各司其职，也要密切协作，为国家提供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专业化翻译队伍，通过融通中外的翻译，发挥好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已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然而，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期任务，不能离开国家翻译能力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那么，在中国各行各业都迈向高水平发展的进程中，翻译业的现状如何？我国的翻译能力强不强？与此相关的国际传播效果又如何？本文概要梳理翻译业现状，反思存在的不足，为提升我国翻译队伍的翻译能力和通过翻译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提出建议。

  放眼全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很多行业都克服了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面对来自国外的制裁和约束，我国的科技领域连连取得突破；14亿人赖以生存的农业始终以高产增产为特点；航空航天领域高歌猛进；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也成为金牌大国。

  谈到翻译行业的发展，必须承认以上领域以及本文未提及的其他领域的进展都有翻译业的贡献。因此，总体上应该充分肯定翻译业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伴随着国家的发展，翻译行业也在不断壮大。根据中国翻译协会（2024a）发布的《2024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营业范围包含翻译业务的企业有623,260家，较2022年底增加了41,347家；以翻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有11,902家，较2022年底增加了1,310家；以翻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全年总产值为686.4亿元，较2022年底增长36.3亿元，年增长率为5.6%。当然，翻译行业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特有的区域性，北京是国内翻译公司数最多的地区。信息与通信技术、教育培训、政府外事交往是翻译业务量排名前三的领域。《报告》还显示，在翻译技术发展与创新方面，营业范围含有“机器翻译和AI翻译”业务的公司数持续迅速增加，由2022年底的588家增长至2023年底的839家。翻译技术发展前途广阔，目前八成以上翻译企业积极拥抱大模型技术，七成以上相关院校开设有机器翻译相关课程。

  任何产业的发展不能离开人才。《报告》披露，我国翻译人才规模持续增长，翻译从业人员总数达到642万，比2022年增长6.8%。其中，专职翻译人员数量小幅上涨，约为95万人，兼职翻译人员规模达到547万人。翻译本科专业（BTI）和翻译硕士专业（MTI）学生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的比例恢复上涨。复语型人才需求明显地增加。翻译人才高知化趋势明显。

  翻译业的发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直接反映。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大规模走出去，21世纪初开始的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趋势在近年仍持续发展。2023年，“中译外”和“外译中”在翻译企业总业务构成中的占比分别为41.8%和33.3%，仍是翻译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这些数字还仅限于翻译企业完成的翻译任务。如果加上政府部门、外宣单位、文化战线和学界广泛从事的服务对外话语构建的“中译外”工作，那么“翻译中国”的比例还要大很多。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纵观全球，我国既不是翻译强国，也还不算真正的翻译大国。根据中国翻译协会（2024b）发布的《2024全球翻译行业发展报告》，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翻译市场。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专注于全球语言行业的研究机构Slator发布的《Slator2023年语言产业市场报告》1显示，美国翻译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规模的33.4%，居各国首位；德国（7.4%）、日本（6.5%）、英国（5.6%）、加拿大（4.8%）、中国（4.6%）的翻译市场规模占比分列第二至第六位。这一个数字虽未必完全精准，但可以让我们重视。

  回顾过去，中国的翻译行业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同时我国翻译人才队伍为国家发展和各领域事业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的策略大局，中国的翻译业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尤其是要努力提升对外翻译能力。在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中央、国家主席、主席习在2022年8月25日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2：“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在“翻译中国”的时代，翻译质量就是翻译的生命线。翻译是一项“眼里不容沙子”的事业。一个词汇、一句表述，乃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能显示译作的水平，也可能暴露出问题所在。翻译又是一个看似门槛不高、实则内功要求极强的行当，是一门熟练工种，长期的经验累积更能保证其质量。翻译水平决定了翻译产品的传播效果。高质量的翻译可以把要表达的信息广泛持久地传播出去，而糟糕的翻译不仅不能准确传达原文含义，还会令人费解，甚至导致误会，结果完全失去翻译的意义。

  在中译外领域，由于中西文化的形成历史不同，语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人们的生活习俗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各异，因此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理解鸿沟。中文表述高度凝练，英文则偏重具象；中文讲究对言，英文则最怕重复。

  译者一定要具有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知己知彼，才可以找到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保证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科学发展观”的英文表述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长期不被西方受众理解，甚至被许多人误解为中国在专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文化差异和直译共同导致的外国受众对我国重要治国理政理念的误读。这种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也常常引发传播上的误会，甚至笑线月举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某宣传品上印有一句“See you in court.”。这句话如果是网球手们之间互相调侃，就只是一句风趣俏皮的双关语；然而作为面向公众的公示语则明显不正确使用，因为其在日常话语中的含义只能是“法庭上见”，且多用于起诉者对被告的警告，语气强硬。同样在10月，一些中国旅客由于航班安排问题滞留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这些旅客为了早日回国，打出了“Go back to China”的横幅。然而，这句英文所传达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要回中国”，而是“滚回中国去”。这一事件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引发了关于如何正确使用英语、做好翻译、保证语言质量的大讨论。

  那么该怎么样保证翻译质量呢？原《译林》杂志创办者、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先生对于翻译质量上的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李景端（2023）在《翻译选择与翻译传播》一书中严肃批评了文学翻译中的粗制滥造现象，以及屡禁不止的抄袭、剽窃等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指出翻译质量差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快餐翻译”，即多人同时翻译一本书的不同章节，却没有人总体把关，因此导致各章节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然，除了批评，他更多是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优质翻译作品的产生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李景端约萧乾、文洁若夫妇翻译乔伊斯（J.Joyce）的《尤利西斯》，见证了学问精深、译德高尚的翻译家是如何工作的。他写道：年过80的萧乾夫妇“每早5时就动笔，一天起码工作10小时；谢绝了所有别的约稿，把‘老命’全给了乔伊斯；4年中做了6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6万条约10万字的注释；先后向爱尔兰使馆、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天文台以及英国朋友、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个人，请教了历史典故、怪字、土语、梵文、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疑难问题1000多处……正是靠着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才终于攻下了译坛中的这个堡垒。尽管如此，萧乾在《有感》中依然强调‘译书并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文超过自己”（同上：170）。

  《尤利西斯》一书的翻译让我们不难发现了老翻译家在外译中时是如何努力来保证翻译质量的。而对于中国译者来说，难度更大的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就时政文章翻译而言，国家翻译队的译者们在新时代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为了提交高质量的译文来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执政理念，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中国外文局”）的译者突破了翻译流程的历史极限，其翻译过程不再是传统的三道工序，而是流程严格的十几道工序。通过中外译者的合作，对每一个翻译疑难问题、每一个标题、每一个书名都采取了精细讨论、集体定稿的做法。在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下，不仅准确传达了中国声音，也收获了国际读者对译文可读性的高度评价。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员鲁道夫（M.Rudolf）博士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他于2023年10月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组织召开的“中国全球发展立场观点英译研讨会”（Symposium on English Expression of Chinas Positionon Global Development Affairs）上公开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种译文中，《习谈治国理政》英文版采用的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是最简洁精妙的（the most elegant）。

  事实说明，保证翻译质量进而提高传播效果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译者本身的知识和文字水平要高，工作流程要严格，要依靠中外合作的集体智慧，要有对每一个翻译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穷追不舍的工作态度，还要有足够的时间保证。以上各个要素缺一不可。

  翻译是一门跨文化的严肃学问。任何工作的高效运转都一定要遵循严格的业务流程。有咋样的翻译机制体制，就有咋样的翻译队伍。制定合理严格的业务流程是保证翻译质量的重要前提。比如，在中译外的过程中，如果初译由中国译者完成，接下来就必须由外籍母语者加以润色，从而防止外国受众无法认知的中式外文表述，最终还需要精通两种语言的中国资深译者反复审核才能定稿。此过程虽然意味着更多的人力投入和相应成本的提高，但这是为保证译文质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翻译是严肃的业务，往往需要足够的推敲。一味追求速度，由多人参与却无人负责全书统一定稿的办法缺乏科学根据。在分析译作时，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时间和人力是语言水平之外的两大支柱。

  人工智能语言工具的出现对如何保证翻译质量提出了新课题。毋庸置疑，机器会大幅度提高翻译速度，成倍降低翻译成本。然而，如果以为机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对机器翻译的质量过分乐观，则是全然不懂翻译这个行当。在外译中领域，我们拥有充足的中文语料，机器翻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中译外方面，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人工智能语言工具基本由西方国家开发，市场上也缺少能准确反映中国文化特点和中国语言特色的充足外文语料，因此目前的生成性语言工具很难保证提供准确的译文。

  此外，对于中文中常常会出现的时政类表述，如“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辛亥革命”等，机器的直译无法让外国受众充分理解。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知，绝大多数外国受众无法判断我们以政治事件作为时间节点所代表的具体年代。机器翻译把“新时代”简易地处理为New Era，而没有给出具体是哪一年开启的。所以，无论我们说新时代以来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外国受众都无从知道这是指2012年以后取得的成就。如果是熟悉国际传播的职业翻译来处理这类表述，一定会在New Era第一次出现时加上“2012”的字样，以作提示。因此，那种拿来原文就直接交给机器翻译的做法必然产生大量的翻译错误和令人费解的译文。这就提出了一个在AI时代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怎么样才能做好译前编辑。

  过去有人觉得会外语就能翻译，现在又有的人觉得有机器就不再需要人工翻译，这是不同时代的无知。机器翻译所使用的语料是人力提供的，机器翻译的程序是人力制定的，机器翻译离不开人的设计和管理。因此，健全机制、实施严格的业务流程是保证翻译质量、增强翻译能力的基础，在更高层面，还一定要通过立法来保证译者的资格和机器的正确使用。翻译目前只有行业标准，尚未制定具备强制功能的国家翻译法。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翻译界应该继续呼吁立法，把翻译质量建立在法律的保证之上。

  近年来，通过法治保证对外传播的质量在不同省市日益受到重视。2021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3，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地方性法规规范英文标识的城市，这有利于推动在我国首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流国际化语言环境。202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编制了北京市区域标准《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这中间还包括通则、交通、文化旅游、商业金融、体育、医疗卫生、教育、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共九个部分，为相关领域公共场所外译标识的规范使用提供了统一标准。再如，大河网2023年2月27日报道，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已将《河南省国际语言环境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条例》4列入调研项目，在涉及翻译质量的地方立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全国不少地方政府正在或准备采取类似措施，以提高当地的外语标准，强化地方外语环境，提升当地的对外传播水平。

  要提高我国翻译能力，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当前，建设一支知识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恪尽职守、质效并重、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梯队型国家翻译队伍迫在眉睫。

  人才培养的重地首先是各高等院校。我国从2006年开始设立翻译本科专业教育课程，2007年开设翻译硕士专业教育课程。截至2024年，已经有360所高校获得翻译专业硕士培养授权，同时有将近10所高校获批开展翻译专业博士教育。近二十年来，我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本、硕、博专业翻译人才教育体系。在过去十多年里，高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懂翻译、会翻译的实践型人才。在党政部门和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翻译骨干中都能够正常的看到翻译专业硕士毕业生的影子。

  当然，高校培养翻译专业学生仅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仍属于新生事物，面临不少困难，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前进。目前，有的院校尚缺乏具有翻译经验的专职教师；有的仍沿用培养研究型学术人才的方式，开展翻译专业技能教育；有的则因当地经济发展、国际化步伐以及国际交流活动的局限性，缺乏合适的实习实训基地。

  必须看到，自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以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砥砺奋进，已取得显著成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症痼疾。从教师评价体系入手，为提高专业学位教育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必将推动包括翻译硕士在内的各个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度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学位〔2024〕19号）5批准设立首批翻译专业博士学位点，为高端翻译人才教育培训打开了新通道。2024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翻译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论文基础要求（试行）》6的通知,强调专业硕士人才培养需格外的重视实践能力。为此，全国翻译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举办了多个培训班，邀请专家讲解新方案，极大推进了翻译硕士专业的建设。

  面对困难和成绩，增加高校翻译教师的实践时长，切实建设好真正有利于提高学生实操能力的实习基地，打造高校与行业共同培养翻译人才的平台，增加学生就读期间在岗实习时长，是当前人才培养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个特别可喜的现象是，一些高校翻译教师正在主动走进翻译机构，通过参与实际业界活动，了解行业特点，从而让自己的课程内容与行业实际的需求更紧密地对接。一些院校也采取各种措施为老师提供实践机会。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一个学期内派出10多名青年翻译教师深入中国外文局的各个翻译岗位，了解一线翻译实际情况。

  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CATTI）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层面的检验翻译人才实力的考试。督促和鼓励翻译专业学生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通过考试验证自己的翻译能力这一做法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外文局关于深化翻译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10号）7在修改过程中专门增加了“鼓励高校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参加翻译系列职称评审”的内容，这有利于更好地建设高校翻译“双师制”。长期以来，行业导师的聘请有着非常大难度，一是从事翻译又有时间和意愿进入课堂担任行业导师的译者人数有限，二是这类导师经常被各种紧急翻译任务所困，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进校授课。与此同时，不少高校教师坚持从事翻译实践，且硕果累累，经验比较丰富，他们的译作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可完全充任行业导师。一旦获得翻译系列高级职称，他们就可以大幅充实行业导师的队伍。因此，高校教师参加翻译系列职称评审是高校翻译师资队伍建设的一条光明大道，亟须得到高校系统的支持和落实。

  中国外文局有关机构2024年发布的国内翻译赛事发展评估报告列举了30项主流翻译赛事。这些翻译比赛活动的主办单位既有全国性机构，也有地区性机构，涉及面广，语种多，吸引了大批译者和学生参加，成为大家检阅自身翻译能力、展示个人风采、提升翻译水平、寻找就业机会的平台，同时也能帮助业界发现优秀翻译人才。目前，国内翻译赛事还有增加的趋势。这些赛事慢慢的变成了翻译人才教育培训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

  翻译的真功夫往往来自实践，正如人们所说，翻译不是读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翻译人员的在岗培训和再教育是提升翻译水平、实现专业发展的重要方法。中国外文局内从事图书、期刊、网络和视频等多模态翻译的译者分属不同新闻出版媒体，自然有各自的翻译风格。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翻译质量，外文局以“译学堂”为品牌，组织跨单位的同语种译者开展研讨活动，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来保证译文的统一规范。近年来，外文局还编写了《中国时政话语翻译基本规范》，其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版已陆续于2023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系列丛书从时政话语的概念、载体和特点入手，明确其外译工作的原则要求、基本策略和工作流程，就新时代中国核心时政概念和表述提出对应的规范译法，围绕机构、职务、行政区域名称、人名和民族名等专有名词的外译提出通用性原则，供翻译界参考。中国翻译协会经常组织相关机构的译者共同讨论中国时政话语中关键词和关键表述的翻译。这些研讨会成为颇受欢迎的提高翻译能力的智力共享活动。放眼全国，许多省份、行业和部门都在其内部或者跨单位组织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在岗人员培训和比赛。业界的一个共识就是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在职翻译人员的学习和交流也促进了新老译者之间的业务交流，有利于共同提升翻译水平和质量。

  纵观我国翻译业现状，在规模、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非常显著。然而面对时代赋予的任务，我们仍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这是因为我国翻译业还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包含：1）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多，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少；2）在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当中，做外译中的人多，做中译外的人少；3）在高校翻译教师队伍中，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教育的人多，从事翻译实践教育的人少；4）社会对翻译的认知度低，翻译人才流失严重；5）在智能语言工具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今天，适合做外译中的软件多，适合做中译外的少，尤其是反映中国语言特色的语料少。以上问题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因此，这样一些问题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格外的重视。只有全社会的外语水平高，翻译水平才能高，翻译能力才能强。因此，中国国家翻译能力和传播效果的逐步提升有赖于全社会对翻译专业认知度的提升，有赖于全社会对翻译重要性和特殊性的高度重视。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需要建设规模更大、水平更高、能灵活运用不同技术和手段的翻译队伍。无论是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帮助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国际化经营更加迅速；无论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还是有效开展国际斗争，伸张正义，中国翻译界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任务，更是担负着走好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光荣使命。提供满足时代需求的翻译能力，让中国成为真正的翻译大国和翻译强国，还需要每个方面共同付出艰苦努力。

  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