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性：神坛之上与尘埃之下 ——大选年观察之印度篇

更新时间：2024-08-03 作者：米乐客户端

  对总理莫迪的高呼声似乎淹没了总统德鲁帕迪·穆尔穆（Draupadi Murmu）的存在——她是印度史上第二位女总统，也是第一位出身于印度部落地区的总统。在印度政治体制下，穆尔穆在莫迪的光环下难免得到较少关注。印度政治体制承袭自英国议会制，权力中心更为集中于总理和内阁总理。总统为虚位国家元首，更多扮演着象征性角色——尽管拥有宪法赋予的实权，但也受到宪法限制，其权力需要在总理和内阁的建议下行使。与历届总统比较，穆尔穆的当选对印度发展的象征意义和思考价值似乎都要更为厚重。女性、受教育、低种姓以及被边缘化的部落群体（Adivasis）——能够带着这些“标签”、打破世俗观念在印度登上政治高位。印度女性的政治权利提升，是现代国家演进的重要进程，体现了印度政制的进步。然而在社会层面，穆尔穆的存在可否证实印度社会也正飞速进步？可否说明印度民生悲歌慢慢的开始终结？本期观察以印度大选为背景，试图揭示印度女性地位在宗教、政治以及社会中看似矛盾且多面的角色。

  在印度神话和宗教中，无论是创造女神拉克希米、力量女神杜尔迦，还是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都展现着女性强大的力量和智慧。印度教也认为，作为“生命源泉”“家庭支柱”的女性，应受到尊重和爱护。然而，这种对女性的崇拜更多地停留在精神层面，现实中印度社会普遍流行着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观念，“印度圣女”就是最为深刻的例证。

  追根溯源，父权制文化是构成印度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源。这种文化深刻影响了印度这个宗教大国对于宗教的解读。虽然宗教经典并非都直接贬低女性，但父权制社会倾向于选择性地解读和强调那些维护男性权威的教义，并将其作为压迫女性的工具。进而，父权制文化观念塑造了重男轻女、嫁妆制度、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等社会规范，并通过家庭、教育、宗教等途径代代相传，层层加固。长此以往，印度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机会大大受限。她们难以获得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进而更加难以打破父权制结构的束缚。

  “穆尔穆”的出现并非偶然。在19世纪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中，许多像苏尼蒂·乔杜里（Suniti Choudhury）、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一样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传奇女性，极大触动了印度社会开始反思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而20世纪以来的全球女性运动和信息全球化作为一股强劲外力，使得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慢慢的变成为印度议程中的要点，例如废除童婚、恢复女性权利和改善社会不平等。

  然而，印度女性地位的提升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印度政府在独立后（1947年），就开始慢慢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女性权益，其中既包括在宪法制定阶段就确立“男女平等”的原则性条款，也包括独立后逐渐完备和补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例如保留议会席位、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然而，印度司法界效率低、审判周期漫长、执法力度弱、法律和法规存在缺陷等问题对女性权益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司法体系的不完善，荣誉谋杀等恶行难以得到一定效果遏制，反而加剧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强化了父权制结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腐败、人手不足等问题使得印度司法体系的改革难度极大。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例如宗教保守势力、地方豪强等，也试图阻挠司法改革。因此，莫迪政府即便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但也被认为是“改革与真实的情况脱节”，效果有限。就任两年间，受制于政治体制，穆尔穆在直接推动司法改革方面能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只能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活动中对女性权益和社会公平有所发声。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也许能够让那些选择沉默和隐忍的印度女性看到一丝勇敢的曙光。

  “莲花”“手掌”“自行车”，抑或“芒果”“钟表”“大象”，其实皆是印度不同政党的选举符号。它们在文盲率仍然较高的印度选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选举委员会（ECI）为了方便不识字的选民投票，允许各个政党使用图案符号来代表自己。在目前印度三大政党中，“莲花”为印度人民党（BJP）的选举符号，代表印度教文化中的纯洁和神圣；“手掌”为国大党（INC）的选举符号，象征着祝福、希望和胜利；“自行车”为萨马杰瓦迪党（SP）的选举符号，代表着进步、发展和速度。

  使用选举符号的现象，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印度文化多元性。作为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印度使用统一的文字进行选举宣传存在一定困难，而图案符号比文字更容易记忆和识别。虽然近年来印度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信息传播仍然相对落后。例如，喜马拉雅山区和西部沙漠地区，或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网络覆盖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仍然较低。部落聚居区、达利特人聚居区以及女性群体，由于长期受到社会排斥和歧视，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较低，难以负担信息通讯设备和服务，导致他们在信息获取方面处于劣势。因此，选举符号的视觉化传播更能有效地传递信息。然而，仅仅依靠符号进行的宣传，轻易造成政治议题的过度简化，并不利于选民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一些政党利用宗教、种姓等身份标签作为选举符号，更容易加剧印度现有的社会分裂和对立。

  选举符号更为凸显的是印度文盲问题与教育困境。印度长期以来面临着文盲率高的挑战。经过长期在提高识字率方面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2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印度已不再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为第一，印度为第二）。在印度全国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India）发布的报告中，2023年印度的识字率为77.7%，而2011年的识字率为73%。但是，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文盲人口总数依然巨大，仍有近四分之一的印度人仍旧没办法读写（约等于全球大约八分之一的人口）；且女性文盲率明显高于男性（女性和男性识字率分别为70.3%和84.7%）。

  不论是印度首任女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Pratibha Devisingh Patil），还是穆尔穆，回看她们的不凡履历，教育都在其中发挥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关键作用。穆尔穆也曾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女性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女性赋权和实现社会平等的关键。而印度女性在教育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之一就根植于印度教育体系的缺陷。一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地区、贫穷的地方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普遍匮乏，特别是女校数量严重不足。二是教育内容也与现实脱节。印度的教育体系偏重理论，缺乏与实际生活和职业发展相关的技能培训，难以满足女性就业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中依然蔓延着性别歧视现象，例如，教材内容存在性别刻板印象、教师对女生和男生的期待不同等等。印度选举符号可解文盲人口参与选举的“燃眉之急”，也可作为选举文化中独特而有趣的存在，但也警示着其在提高教育水平和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仍任重道远。

  除了大众熟知、已被废除的种姓制度，部落群体（Adivasis）是现存于印度社会中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对于其庞大而多元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如部落居民（“阿迪瓦西人”）而言，印度的民主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声音，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复杂性的议题。

  部落群体是印度的原住民群体，通常居住在偏远的森林和山区，保留着独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部落群体的社会结构相对平等，没有像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规划区分。他们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包括万物有灵论、萨满教和印度教的变体。印度宪法赋予部落居民和其他一定的政治权利和保障，例如，保留席位制、部落地区自治以及平权行动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印度的部落居民面临着严重的边缘化和排斥，他们的政治参与和代表性仍然不足。由于贫困、文盲、缺乏政治意识等原因，许多部落居民难以有效地参与政治进程，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一些政党为了争取选票，往往会提名非部落居民出身的候选人竞选保留席位，或者利用金钱和权力操控选举，导致保留席位制名不副实。此外，印度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时，往往忽视部落居民的特殊需求和文化传统。例如，一些大型开发项目侵占了部落居民的土地和资源，导致他们流离失所，生计受到威胁。部落居民在印度社会中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难以享有平等的机会。因此，对于印度的部落居民而言，印度的民主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完整的民主”，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难以真正享受到民主的红利。

  虽然穆尔穆来自一个被认为是“表列部落”的群体，但从对其公开言论和行为的观察来看，她本人更倾向于强调自身所属的“桑塔尔部落”身份，而非泛化的“表列部落”或种姓身份。作为强化部落身份认同的举动，穆尔穆在就职典礼上特意融入了部落元素，如使用传统的乐器和舞蹈，表达了她对部落文化和传统感到自豪。虽然“表列部落”是被印度政府官方认可的类别，但这一标签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带有种姓制度色彩的分类方式。穆尔穆作为一位致力于打破社会壁垒和促进社会平等的领导人，可能更希望淡化种姓标签，避免被贴上固化的身份标签。同时，这也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策略。强调部落身份更有助于穆尔穆团结和代表印度数量庞大的部落群体，争取他们的支持。因此，穆尔穆的当选更多代表着印度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象征意义。

  在世界土著人民日，居住在孟买Aarey森林及其周围的阿迪瓦西人聚集在一起，展示力量和团结（图源：Peoples Archive of Rural India）

  “选出一个部落出身的女性总统将会大大缓和少数族裔、底层平民和女性群体对政府的对抗性关系。穆尔穆的当选不会对印度政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对于莫迪政府的施政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穆尔穆的出身背景使其成为吸引部落选票的理想人选。部落群体在印度人口中占有特殊的比例，他们在多个选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对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在2024年大选中争取连任至关重要。任命一位出身部落地区的女性担任总统，可以塑造莫迪政府包容、进步和重视的形象，从而提升其在国内外的声誉。近年来，印度国内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推举穆尔穆担任总统，可以转移公众对政府执政不力的注意力，缓解社会压力。

  但也毋庸置疑的是，穆尔穆并非政治素人，她曾担任过两届邦议员和一届邦长，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穆尔穆的当选，体现了印度民主政治的进步，以及部落群体参政议政意识的提高。她的存在，为印度政坛带来了不同的声音和视角。莫迪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女性群体和部落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政策，体现了其对女性问题和部落群体的重视。可以说，穆尔穆的当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可能是莫迪政府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印度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穆尔穆能否真正代表女性群体和部落群体的利益，在总统职位上发挥非消极作用？莫迪政府是否会继续推行真正有利于印度社会正向发展的改革？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与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一样，长期以来，印度公民的政治参与一直存在很明显的性别差距。几十年来，印度男性在选举日的投票率明显高于女性。因此，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印度2019年大选中，男女投票率之间的历史性差距结束了；有记录以来，女性选民的投票率首次高于男性（见图1）。对印度即将举行的 2024 年大选的预测表明，这一趋势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尽管近年来印度男女选民投票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选举参与率的趋同仍令人惊讶，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正如罗舍尔（Franziska Roscher）所指出的，印度女性投票率上升的同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女性参政的重要推动力——与同类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低。其次，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的 “全国选举研究”（Lokniti Program）所做的国家级数据和其他小型研究都证实，在所有非选举政治参与的衡量标准上，女性都落后于男性。例如，政治学家普里拉曼（Soledad Artiz Prillaman）和克鲁克-维斯纳（Gabrielle Kruks-Wisner）分别在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进行的两项初步调查数据表明，虽然选民投票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但在别的形式的持续政治参与中，如联系民选代表、出席公共会议和参加竞选活动等方面，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第三，女性在印度国民议会和邦议会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因此，在仍然主要由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女性投票率的上升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女性投票率为何上升？在印度即将迎来 2024 年大选之际，这可能会对选举动态产生什么影响？

  印度女性投票率的上涨的趋势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个人层面的因素，也有机构层面的因素。自我赋权假说认为，识字率的提高和媒体曝光率的增加增强了女性的意识，而女性反过来又感到更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利用国家选举调查的调查数据，至少有两项研究之后发现女性投票率与政治知识、文化水平和媒体接触等因素之间有正相关。经济学家卡普尔（Mudit Kapoor）和拉维（Shamika Ravi）观察五十年来各邦和全国选举中男女投票率的数据，也发现了支持自我赋权假说的证据，无论是在传统上“落后”的印度邦，还是在相对发达的印度邦。他们都以为，这些趋势很可能是由“女性选民自愿参与选举”驱动的。

  自我赋权假说本身嵌套在传统的基于资源的女性参与选举和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理论之中。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认为，随着女性识字率的提高、经济自主（通过加入劳动力大军）以及信息的普及，她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因此她们很有可能会提高政治参与度。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发展的进步，女性参与政治的程度也会提高。

  然而，在印度，即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女性投票率仍在上升，这一事实使上述解释变得复杂。事实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的研究都认为，如果不研究家庭在促进女性参与政治方面的作用，就没办法理解南亚女性参与政治的情况。虽然自我赋权假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投票率的急剧上升。

  相比之下，许多观察家认为，制度性因素更能解释女性投票率的上升，例如，印度选举委员会（ECI）为促进女性参与选举所做的持续努力。2009年，印度选举委员会启动了“系统选民教育和选举参与计划”，旨在提高选民意识和投票率。事实上，该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女性投票率，缩小投票性别差距。虽然尚未对该方案进行系统研究，但女性投票率的上升轨迹显然始于2009年（见上图 1）。

  尽管选举委员会的努力很可能有助于提高女性的投票率，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女性在该国选民名册中的代表性不足。评估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计算选举性别比（ESR），即女性选民（登记投票并在选民名册上登记的选民）与男性选民的比例。虽然印度全国的选举性别比为948名女性/1000名男性，与基本的倾斜成人性别比（943名女性/1000名男性）相符，但多个选区报告的选举性别比要低得多，这意味着登记过程中仍有许多女性缺席。

  事实上，男性移民可能有助于解释选民性别比有时向女性倾斜的原因：男性移民往往无法在州和全国选举中投票，因为他们离家居住（往往是暂时的）。观察到的女性投票率上升可能仅仅是反映了这一动态。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选举参与率的变化。

  无论女性投票率激增的原因是什么，各政党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为吸引女性选票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例如，一些观察家认为，印度人民党（BJP）在去年中央邦的邦议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承诺向女性发放1000卢比现金的Ladali Behna计划大受欢迎。同样，印度人民党中央政府也实施了Ujjwala Yojana等计划，为贫困家庭的女性提供煤气罐补贴——一种清洁的烹饪燃料。此外，2023年9月，议会通过了一项为女性保留席位的法案，规定了邦议会和国民议会中的性别配额。该法案实施后，三分之一的立法席位将保留给女性。

  地区性政党也热情地招揽女性选民。在总理莫迪政府于2014年首次上台执政的八年前，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领导的人民党（统一派）就将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性别配额从33%提高到了50%。后来，为了更好的提高中学女生入学率，库马尔推出了一项计划，向读完八年级的女生发放 2000 卢比的现金，用于购买自行车。更著名的是，2016 年初，库马尔的政府颁布了禁酒令，正式将比哈尔邦定为干州。这一措施兑现了库马尔在竞选过程中在女性游说下做出的承诺，即遏制该邦酒精的自由供应。

  邻国西孟加拉邦也颁布了类似的“支持女性”政策，草根国大党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为女性实施了一项自行车计划，并增加了对基层政府女工的补偿。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许多被吹捧为“有利于女性”的计划都是以女性作为专注于家庭责任的照顾者的观念为前提的，她们理应受到保护。虽然以女性为中心的福利计划与选举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定论，但各政党显然正在加强对女性选民的宣传。

  对印度政治中性别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评估投票中的性别失衡。虽然这很重要，但范围过于狭窄，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政治参与主要发生在两次选举之间，鉴于福利条款和政府项目的管理方式，政治参与的特点是与国家的反复接触。此外，有关女性政治参与的细化数据非常缺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很难对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女性及其潜在动机产生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作者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对比哈尔邦农村地区的女性公民进行了两次调查，以收集有关女性政治参与的情境敏感测量的综合数据。这些调查的数据与2009年和2014年国家选举调查的数据相结合，揭示了女性参与选举的三个关键结果。

  在印度家庭中，限制女性的流动性和公共存在，包括限制她们参与政治活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以性别偏见规范为特征的父权制环境中，女性自己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包括丈夫或公婆——可能会把关或限制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存在，以此来维护保守的规范，即蔑视女性在家庭以外的存在（编者按：这些共同生活的亲属是所谓的“守门人”）。因此，在有“守门人”的情况下，女性可能会表现出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

  图2显示了假设女性被选中开展特定政治参与活动的可能性，而不是其家庭中的其他“守门人”。在有“守门人”和没有“守门人”的所有家庭情景中，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如女性的丈夫、公婆或十几岁的儿子）被选中代表家庭参加村会议或法庭的可能性比假设情景中的女性高出近 25%。

  图2：印度女性在与投票有关的政治参与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图源：原文配图）

  有趣的是，这一发现并没有延伸到选民证的登记上：女性自己登记的可能性比她们的守门人帮她们登记的可能性高出 20%。这一发现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它证实了（守门人）把关严重限制了女性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其次，它表明，与别的形式的参与相比，把关在投票方面并不那么明显。这一重要发现表明，女性选民投票率的上升可能改变了围绕选举参与的把关规范。具体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与把关规范对别的形式政治参与的强大影响相比，把关规范对选举参与的影响相对较小。

  如前所述，各政治派别都推行了吸引女性选民的政策。印度人民党的外联工作主要是通过符合规范的战略来动员女性，着重关注她们与照顾相关的责任。莫迪尤其将自己推崇为女性及其福利的提供者。正如莫迪最近所说：“当母亲和姐妹们的能力得到增强时，整个家庭的能力也就增强了。因此，（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母亲和姐妹们的福利。”比哈尔邦北部的实地调查显示，那些可能不清楚自己的村长（mukhiya）或邦首席部长姓名的女性非常容易就能认出莫迪。虽然她们较难正确识别莫迪的职位，但女性受访者经常会说“Modi sarkar hai”（莫迪是政府）或“Modi Bharat ke malik hai”（莫迪是印度的领袖）。

  调查还包括一系列试图系统衡量女性政治知识程度的问题。例如，有一个调查问题要求女性说出她们所在邦的首席部长。约30%的受访者能够正确说出尼蒂什·库马尔的名字，但超过18%的受访者错误地说出莫迪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见图 3）。绝大多数受访者无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根据结果得出，印度人民党以莫迪为中心的营销战略正在模糊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的界限。印度人民党在全国选举和邦选举中都将莫迪作为党的形象代言人进行宣传的策略正在形成一种广泛的观念，即总理是联邦和国家以下各级的关键政治人物。

  当女性受访者被要求指出比哈尔邦的执政党时，印度人民党在政治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图3右）。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只有1.6%的受访者正确指出印度人民党联合派—印度人民党联合执政。然而，近35%的受访的人仅指出印度人民党或Kamal（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标志——莲花）为主要执政党。尽管人民党联合派是地区重量级政党，也是邦首席部长的政党，但只有不到2%的受访者正确地将其认定为主要执政党。虽然这些结果可能没办法直接回答印度人民党是否从以女性为中心的福利政策中获得了过多的好处，但它们表明——至少在比哈尔邦女性的眼中——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知名度远超于了活跃在该邦的另外的地方政党。

  虽然女性投票率的增长令人欣喜，但在投票选择方面，女性的能动性却远不如男性。国家选举制度调查要求选民说出对其投票决定影响最大的人。在2009年和2014年，平均约有55%的女性表明了自己做出了决定，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70%——这反映出在这一指标上存在很明显的性别差距（见图4）。在决定如何投票时，男性更倾向于依靠家庭和其他网络成员的帮助。相比之下，通常拥有较小社会网络的女性则更多地依靠共同生活的亲属，尤其是配偶来做出决定。换句话说，家庭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延伸到了政治领域。

  然而，女性代理权的这一具体衡量标准——决定自己投票选择的能力—在各邦之间有显著差异（见图 5）。在所谓的印地语中心地带和印度东部（如奥迪沙邦和西孟加拉邦），女性更倾向于征求配偶的意见。女性在这一指标上表现出的差异与其他女性赋权指标紧密关联，如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和家庭决策自主权。

  女性选民已成为印度选举中一支强大的力量。现在，各政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重视女性问题，将其作为竞选活动和执政战略的核心。随着邦和国家立法机构性别配额的最终实施，性别有几率会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女性投票率超过男性投票率的喜悦必须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看待。尽管女性选民参与率一直上升，但在今年的选举中，主要政党推出的女性候选人人数仍然很少。2019年，女性候选人在候选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8.9%），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但仍然低得可怜。

  此外，在女性投票率上升的同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下降，而且在许多别的形式的政治参与（包括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中，性别差距持续存在。根据作者的调查数据，当被问及本村面临的主体问题时，女性们认为就业机会匮乏的频率几乎与需要清洁饮用水的频率相同——而清洁饮用水是众所周知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公共产品。

  因此，无论是在竞选活动中还是在权力机构中，政党关于女性的论述都过于单一。它将女性视为照顾者和必须供养的个人。这不仅固化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未能为女性在家庭之外创造一个独立的身份。要让女性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在制定提高女性投票率的战略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努力提高女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主权。

  里西卡·库马尔（Rithika Kumar）：圣母大学凯洛格国际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